如果给你看两张老照片，一张是穿着迷你裙、烫着大波浪的摩登女郎在德黑兰街头漫步；另一张则是从头到脚裹着严实黑袍，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女性。
你大概会觉得，前者是西方国家，后者才是现在的伊朗。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那张摩登女郎的照片，正是几十年前伊朗真实的样子。
从曾经的繁华开放，到如今的黑袍裹身，伊朗这个国家仿佛在历史的长河里开了一次巨大的历史倒车。
很多人可能想不通：一个曾经努力向现代化、世俗化狂奔的国家，怎么一夜之间就调转车头，一头扎进了神权统治的怀抱？
当年的伊朗老百姓，难道是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给自己找罪受吗？
世俗化
要解开这个谜团，咱们得把时间拨回到1979年那场著名的“伊斯兰革命”之前。
在那之前，统治伊朗的是巴列维王朝。
这个王朝其实很年轻，满打满算也就存在了54年，还没过完一个甲子。
巴列维王朝的建立者叫礼萨·汗，原本是个当兵的。
他上台的时候，接手的是个什么烂摊子呢？当时的伊朗，全国1500万人口，85%住在农村，将近80%的人是文盲。
老百姓穷得叮当响，人均年收入才60美金。更要命的是，整个国家被英国和俄国这些列强当成了后花园，随便拿捏。
面对这么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礼萨·汗也是个狠人。他一拍大腿：咱得改！必须向西方学习，搞世俗化、现代化！
他搞改革的手段，可以说是简单粗暴。
政治上，大权独揽，反对派统统镇压；文化上，强推西方教育，甚至下令禁止宗教人士插手政治。
最狠的是，他直接下令女性必须摘掉头巾，男性不许穿传统长袍。
你要是政府的公务员，敢让老婆裹着黑袍上街，直接开除！街上甚至还有“风俗警察”，看到戴头巾的女人，上去就给你扯下来。
这种强硬的手段，初看好像雷厉风行，但其实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你得知道，当时伊朗98.5%的人都是穆斯林。
对于那些一辈子没读过书、从小只听阿訇讲《古兰经》的底层老百姓来说，你突然逼着他们脱掉穿了一辈子的传统服饰，他们能不恐慌吗？
这就好比咱们晚清时期搞“戊戌变法”，光绪皇帝一百天里连下两三百道圣旨，从头到脚全要改。
初衷是好的，想救亡图存，但步子迈得太大。
你没跟老百姓讲明白为什么要改，也没获得大多数人的共识，就靠行政命令硬压，老百姓心里能服气吗？
礼萨·汗的强硬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他本人也在二战期间被迫退位，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小巴列维。
小巴列维上台后，接过了老爹的接力棒，搞起了一场声势更浩大的改革，史称“白色革命”。为什么要叫“白色革命”呢？
因为他想强调这是一场不流血的、和平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
客观地说，小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确实干成了不少事儿。
他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把教会和大地主手里的土地买下来，低价分给了一百多万无地农民；他派有高中文凭的年轻人去农村支教，扫除文盲；
他给了女性投票权和离婚权，甚至内阁里都出现了女部长。
在经济上，伊朗更是坐上了火箭。国民人均收入从60年代的不到100美元，飙升到了70年代末的2200美元。
城市里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灯红酒绿，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听起来是不是挺好的？经济腾飞，女性解放，国家眼看着就要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了。
但诡异的是，正是在这片繁荣之下，伊朗社会的火药桶却被彻底点燃了。
改革之败
为什么？因为这场改革虽然改了“面子”，却没触及“里子”。
小巴列维试图用西方的消费主义和工业化，来掩盖伊朗根深蒂固的宗教底色和巨大的阶层撕裂。
首先，那场分地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搞砸了。
很多分到地的农民，既没钱买种子化肥，又不懂现代农业技术。
地种不下去，最后只能破产，拖家带口涌入大城市谋生。
结果，城市周围出现了大片贫民窟。这些失地农民看着城里的达官贵人夜夜笙歌，自己却连饭都吃不饱，心里的怨气可想而知。
其次，派去农村的扫盲团也碰了壁。在保守的农村，家长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去跟陌生的男老师读书？
结果，农村的受教育率反而下降了。
更致命的是，改革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帮人吃饱穿暖、出过国之后，不仅想要物质上的富足，更想要政治上的权利。
他们受不了国王的独裁统治和贪污腐败。
这个时候，谁最不高兴？
当然是被动了奶酪的宗教保守势力。他们原本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教育权，现在被国王剥夺了，能善罢甘休吗？
于是，奇妙的一幕出现了：破产的农民、不满的中产、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以及愤怒的宗教人士，这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群体，居然因为共同反对国王，奇迹般地联合在了一起。
而在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他就是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
霍梅尼是个操弄人心的绝顶高手。
他在法国流亡期间，利用录音带和西方的媒体，不断向国内喊话。
他怎么喊的呢？他对底层农民说，国王的改革是西方入侵，毁了我们的传统，我们要回到真主指引的公平道路上；
他对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承诺，只要推翻国王，他绝不会建立神权统治，神职人员绝不参政，未来的伊朗将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人民政府。
面对全国汹涌的反对浪潮，小巴列维显得既软弱又犹豫。
他不敢下死手镇压，反而试图妥协，今天给宗教人士发点钱，明天又抓几个贪官平息民愤。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不仅没能安抚民众，反而暴露了政权的虚弱。
到了1978年底，伊朗全国爆发了大罢工，连最核心的石油工人和军队都不听国王的了。1979年初，身患癌症、众叛亲离的小巴列维黯然登上飞机，流亡海外。
没过多久，霍梅尼犹如救世主一般回到了德黑兰，受到了几百万人的狂热欢迎。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回顾伊朗这段历史，不禁让人唏嘘。
巴列维王朝的改革失败，败就败在脱离了国情，盲目追求西化；
败在改革红利被少数利益集团瓜分，无视了底层民众的死活；
更败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用威权压制矛盾，最终被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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