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63年，毛主席提议开展'四清'运动，王光美化名董朴深入河北农村，亲历桃园大队揭露干部问题。从发动群众到改组支部，从北方试点到南方推广，这段经历成为全国'四清'运动的典型样本，更在高层引发关于运动性质的深刻分歧。"
一九六三年二月，在一次中共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当时说的“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是河北保定地区的做法。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四清”的内容演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五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次会议少奇同志出席了。他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同意开展这两个运动。
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同时我感觉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多年来我一直跟着他，担任他的政治秘书，没有独当一面工作过，将来他不在了怎么办？所以让我下去，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
有一天，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去了。见到毛主席，我就向他报告了少奇同志要我下基层，我准备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的事。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哇！”见主席也支持我下去，我的信心更足了。
我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请他帮助安排。刘子厚同志很欢迎我去，说：“河北‘四清现在有两个点，一个在邯郸，一个在抚宁。抚宁的点是林铁同志在那里挂帅，你就去抚宁吧！”他还建议我最好改个名字。
刘子厚同志的建议很有道理。那个年代，中国绝大部分的城市没有电视，农村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下去，一般人都不认识。但由于出国访问等情况，有时候报纸上会出现我的名字。改个化名，可以方便工作。回家以后，我就和少奇同志说改名字的事。他也说这样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化名董朴。董，是随了我母亲的姓；朴，就是艰苦朴素的意思。
十一月下旬，我正式到工作队报到。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任务，是负责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具体就是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
在进村之前，工作队在秦皇岛集训，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学习完我们就下乡。我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为了便于工作，对外我是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整个工作队里我是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里是副组长。省公安厅派了一个副处长跟我去。
在桃园大队，经过发动群众，确实揭露出许多问题：干部多吃多占、打骂群众、赌博成风，贪污盗窃的事也揭发出不少。按照当时的政策，工作队组织有问题的干部向群众检讨、退赔，叫做“洗澡”、“下楼”。春节前夕，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工作队放假回家过年。我也回北京了。
回家后，少奇同志听我详细汇报了桃园大队“四清”的情况，谈了他的看法。少奇同志的谈话，我当时作了记录，回河北时向省委传达了。后来，少奇同志自己还把河北省委的传达记录报送毛主席审阅。
这期间，我在中南海春耦斋舞会上见到毛主席。主席知道我下去参加“四清”，便向我了解情况，问得很细。我讲到一些干部多吃多占等严重现象，主席说：为什么他敢这样？根子在上面。毛主席还提议说：“你下次到南方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我那里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我说：“到南方，我就怕话听不懂。”后来，我在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结束后，又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了一期“四清”。毛主席办公室果然派了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随我一起去参加“四清”工作队。
有一次在春耦斋舞会上碰见江青。她对我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下不去了。你身体好……”说话口气有点酸。我忙说：“你当年在武汉不也下去过吗？我还得向你学习呢！”
一九六四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了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自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我一直努力紧跟。我自己感到比少奇跟得还紧。整个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各“四清”试点单位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感觉，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桃园大队揭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把问题看得相当严重，认为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不像共产党，烂掉了。我们改组了大队党支部，处分了一些干部。后来证明有些事情是不实的，这就错伤了一些基层干部。
一九六四年四月底，我结束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
我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要我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这样，我在中直机关党委召集的干部会上，讲了桃园大队“四清”的做法和体会。不久，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
少奇同志一九六三年一直忙于国际事务和反修斗争方面的事，对“四清”运动没太管。一九六四年以后，他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到“四清”运动上来。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上进一步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在会上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少奇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成立全国“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少奇同志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这样，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少奇同志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九六四年六月底，我陪少奇同志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河北省委正在那里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抚宁县桃园大队是河北省“四清”的一个试点单位，刘子厚、林铁同志便要我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七月五日，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讲了一次。这次比在北京讲得详细，讲了两个半天。
七月六日，我们离开天津到济南。山东省委也在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省委的同志已经听说，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报告，便要我在他们的会上也讲一讲。这样，我在山东又讲了一次。讲过之后，当时会上就反映强烈，要求印发书面材料，组织学习。
省委的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要组织传达学习我的报告。这样，少奇同志就让我给河北省委打个电话，请肖风同志帮忙，将我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
离开山东，我们继续南下，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在上海，突然接到中央电话，说毛主席让少奇同志回北京开会。我们赶紧往回走。回去途经郑州停了一下。河南省委的同志也要我讲一讲。于是，我留下作报告，少奇同志先回北京。少奇回北京后，不知怎么中央没有开会。
在北京待了几天，八月五日少奇同志和我又再次南下。这回去了湖北、湖南、广东。
自从我在河北、山东介绍了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经验以后，南下的一路上每个地方都提出要我讲一讲。结果只有在湖北武汉没有讲。王任重同志对我说：“天气太热，饶了你吧！让大家听录音。”不少地方还要求印发书面材料。陈伯达几次找来，极力主张发出这个材料，说现在下面特别需要这样的经验介绍。我说：“这是口头讲话，没有文字推敲，当文件发出不行。”他说：“就这样好，口语化。”
在这之前，周恩来同志看到了我在全国妇联介绍桃园大队“四清”的讲话记录。他给少奇同志写来一个条子，建议把这个讲话记录转发下去。少奇在边上批了一下，说已经有人建议发全文，这个稿子就不要发了。
少奇同志同意把桃园大队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要我再认真修改一下。这样，在广州的那几天，我就关在房间里改这个记录稿。我把讲话稿改出来后，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去也改了一遍。
八月十九日，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少奇同志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是这样的：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少奇同志将这套材料报送毛主席审批。八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桃园大队的“经验总结”。关于“桃园经验”形成的前后经过，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参加第二期“四清”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大概是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通知我回北京，在会上介绍一下情况，作个发言。回来的当天，正好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就想用这个机会见一见毛主席，以便向他请示一些问题。果然那天主席来了，我就请他跳了个舞，边跳舞边简要向他汇报我在“四清”遇到的一些问题，当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同志有一个说法，要求工作队“沉下去再沉下去”。我觉得这个要求欠妥。我们已经下到了最基层，再沉下去往哪儿沉呀？我向主席说到了这个问题。主席对我说：“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议你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就是要造舆论嘛！”主席还说：“我看过几个农村和工厂的材料。现在热心搞资本主义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热心搞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回到家里，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很重要，当时就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达了，同时心里琢磨下乡后怎么贯彻。第二天，我应邀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了关于“四清”情况的发言。二十一日开完会我就回乡下去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回到乡下后，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工作队的同志在全县组织召开了好几个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造舆论。确实，我从心里尊重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我是毫不犹豫地坚决紧跟、照办的。
又过了几天，毛主席让秘书徐业夫同志通知刘子厚同志和我，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到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准时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里有点紧张。我环顾一周，想寻找少奇同志，却没有找见。原来，少奇同志是出席人大全体会议去了。这天是大会选举，少奇同志在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人大会议一结束，他就到北京厅来了。少奇同志一进来，马上发现了我。我注意到他愣了一下，意思说你怎么来了？可正在开会，我没法向他解释。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对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主席的这些批评，看来主要是针对少奇的。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运动的性质、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产生严重分歧。少奇同志认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两人的分歧在会上已经表面化，不少领导同志都看出来了。毛主席说：“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奇同志对主席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显然主席是生气了，气氛紧张，少奇不敢再说了。
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一再延长。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重来，重新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突出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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